编者按：
成语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凝练千年智慧，承载处世之道。协商，是融通思想的方式、化解矛盾的方法、凝聚共识的制度。
以成语为媒解构协商之道，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。我们立足本土文化根脉，力求以通俗鲜活笔触挖掘二者内在关联。
今对《中华成语与协商文化》一书进行连载，期待与您共品文化精髓，共探协商要义！
扶危济困
“扶危济困”的核心内涵是救人于危难、济人于困苦，既包含对个体困境的即时回应，也涵盖对群体福祉的长远观照。追溯其源，先秦墨家主张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将互助视为社会存续的根基；儒家“仁爱”思想推己及人，从“亲亲”扩展至“泛爱众”，构建起层层递进的帮扶伦理。这种思想与和谐文化一脉相承，在今天表现为：唯有众人携手化解危难，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共生。以合作为前提的协商民主，本质上与扶危济困互为前提、彼此成就——没有扶危济困的善意初心，协商民主便失去了人文底色；没有协商民主的治理智慧，扶危济困则难以突破“少数人帮多数人”的局限。
展开剩余64%协商民主为扶危济困搭建了广阔的实践平台，让个体的善意从零散的善举升华为系统的行动。历史早已证明，有效的帮扶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独角戏，而是集体力量的合唱。汉代常平仓制度之所以能在灾年稳定民生，关键在于官府与粮商、农户的反复协商：官府确定储备规模时，听取农户对丰年歉年的预判；制定调配规则时，吸纳粮商对运输成本的考量，最终既避免了商人囤积居奇，又确保了救灾物资精准抵达饥民手中。
这种多元协商的智慧，在当代实践中越发闪耀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互助组，正是农民与村干部围坐田埂协商的产物：张家缺劳力，李家有闲置农具，王家的耕牛能调配，这些具体问题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找到解决方案，让孤立的农户在集体协作中站稳脚跟。脱贫攻坚战中，协商更是贯穿始终的主线：政策制定前，扶贫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与贫困户协商“最需要什么”；项目实施中，产业带头人、专家与村民协商“怎么干最有效”；成效评估时，各方再坐下来协商“哪些还需要改进”。这种全链条协商，最终成就了9899万贫困人口脱贫的奇迹。可以说，协商民主打破了帮扶的“被动模式”，让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群众在共识中形成合力，使扶危济困成为全社会的主动作为。
扶危济困的实践逻辑，为政协委员履职提供了深刻启示，唯有扎根群众、回应需求，才能让协商民主真正落地生根。政协委员代表各界声音，其职责之一便是架起“民意桥梁”。而扶危济困中问需于民、问计于民的做法，正是履职的鲜活范本。就像脱贫攻坚中，代表委员深入贫困山村，与老乡同吃同住，在火塘边听他们说“最愁孩子上学路难走”，在田埂上记他们盼“种的果子能卖出去”，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诉求，最终转化为“修建乡村公路”“搭建电商平台”的具体建议。
联系群众不是抽象的要求，而是体现在对“急难愁盼”的敏锐捕捉上。在社区治理中，委员们参加居民议事会，讨论“残疾邻居家的坡道怎么修”“老人食堂的饭菜合不合口味”，这些看似琐碎的协商，实则是把群众的“小事”当成“大事”来办。当代表委员真正走进群众，把协商会场设在田间地头、社区广场，扶危济困便成了强化联系的纽带——群众会觉得“他们懂我们的难处”，进而对民主制度更有信心，对党的执政更添认同感。
在迈向共同富裕的今天，唯有继续以协商民主拓宽参与渠道，让更多人成为帮扶的参与者；以协商细化帮扶内容，让每项措施都精准对接需求；以协商凝聚社会共识，让善意成为全民共识，才能让扶危济困从“个别善举”变为“制度常态”，从“短期救济”走向“长效治理”，为民族复兴凝聚最深厚的民心力量。
来 源：市政协研究课题组
编 辑：张禹 冀翔
审 核：孟庆文
投稿信箱：hd2926@163.com在线配资炒股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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